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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管所最多关几年(少管所一般关几年)

发布时间:2022-06-14 发布人:正苗启德

1这学生太过分了[发怒],弄去少管所关几天!2卧槽[震惊]!大爷被炸死了吧!死不瞑目啊!3让这技师按摩一次,大哥怕是不行了[流泪]!

“一个真正顶尖的拳手,出拳时会像外科医生做手术般精准。”

教练从我面前走过去,然后又走回来。“你接靶接得很好。”他對我说。我一言不发动动嘴角。我知道自己不是真的接靶接得很好,只是没有其他可以表扬的地方。我还知道我不是在练拳,只是和这群朝九晚五换上紧身衣的城里人一起,在这个商业楼盘地下最幽深最便宜的租赁场地里假装像个拳手。假装像个有闲暇时间和体力的正常人,一个不会因为出轨的想法将多余的精力花在其他地方的人,一言不和就用暴力得到一个答案。

“你说咱们今晚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

“对。”

说这话时A和我,L和W,以及W的女朋友,我们坐在深夜东四环外某个高楼林立的小区。我们试图像在H城科大花园时那样找个随便什么可以坐下来的地方而失败了,于是我们坐在了一个小杂货铺旁边支起的烧烤摊旁。烧烤摊只有一个烧烤架,两张桌子,和一个冷漠的老板娘。我们占了其中一张桌子。

老板娘走过来了差不多有五次,劝我们声音小点。“大家都睡了。”她说。

确实。

我们坐在被高楼包围的平地之间,风有点大,桌子随时会被掀翻。于是我们不得不要了几瓶啤酒,让它看起来稳当点儿。楼层黑压压的,偶有亮灯。而那辉煌之处,诱使着我们想要做点儿什么。

搞破坏。

有很多次都是因为我们试图找个地方坐下而失败,不得不到人群之间大声喧哗。但现在我怀疑究竟有谁听得见我们在说话。

“我觉得我们今晚应该搞点破坏。”

“我也觉得。”

“什么破坏呢?”

“把桌子掀了然后跑掉?”L说。

“我觉得那有点儿欺负人。”我看了老板娘一眼。

“对。我们搞破坏,但我们不欺负人。”A说。

“没错。”

“我们得想好要欺负谁。”他又换了种说法。

“是的。”

然后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小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之前会那样,是因为我们很闲?”A说。

“你说得对。”

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就是纨绔子弟。但我们都没什么钱,所以只能是酷玩子弟。你最好别和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谈恋爱,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这么做之后,你会成为一个靶子。没有什么恶意,不含任何针对性,只是因为无聊。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你没有在一开始加入我们,你就永远没法加入我们。有时候我也很为别人鸣不平。出于保护我甚至劝告过一个朋友,不要试图和A或是任何一个人做朋友,“我是为你好。”我想不出怎么才能把话说得不那么不客气。我想不出。这没什么办法。就像迈克·泰森说的,“生活就是这样”,而且你没法证明自己,和咱们一样坏、一样浪荡,甚至一样无聊?都不可能。

瞧我说的,好像真的有什么人想加入我们似的。

在过去,我们每次去科大五教的天台一次又一次地把门踹开,让保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换锁,也是因为无聊。A说得很对。我们不仅很闲,我们还很无聊。我们最无聊的时候应该是有一阵A和X他们弄了个工作室,在万达广场,经开区黄金地段,那屋子不要钱,因为X是个富二代。工作室除了承接一些广告设计的活儿,主要的内容就是聚在一起打游戏。J原先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在打游戏时会很激动,“操,农村人!”他会大吼。后来他毕业了,找到了一份银行工作,消失了一阵。后来工作室也就关了,我们都来了北京——我本来就在北京,这让我每次回去和A半夜出去打台球,他都会自嘲说自己就像侯孝贤电影里那些主角在乡下的小伙伴。“你看你又从大城市回来看我们了。”

不过我从来也没带回过什么礼物。

后来他们都陆续离开了H城。有几个来了北京。A和我,我们在北京平均每两周见一次,远远没有在H城的时候频繁。那时我们是半夜逃窜罪犯,除了破坏天台——

“当时你还有一辆摩托车。”

“对。”

“电动的。”W补充道,“我和你一起去买的。”

“你就不能不说出来?”

“叫机车。”我说。

“对。机车。”

“电动的。”

我们疯狂大笑起来。A正色道,“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去买车时……我不赚了一笔钱嘛。”

“对。”

“当时我们去买车,有个女的,超正点,腿巨长,胸这么大,站在那儿。我就上去搭话,你的车不错哈。”

说这话时我们正寻找一个坐下来的地方失败,转而去找烧烤摊。

“我就问她,你的车多少钱啊?她说,没多少,就十几万吧。”A停顿了一下,我们都憋住笑,“我就蒙圈了。然后我说,那是不贵哈。”

我们又狂笑起来。

“那是不贵哈,我说。”A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买了一辆电动车。”

“五千多。”W补充道。

当时我们一共有三辆电动车,可以坐六个人。有一次我们甚至一辆车坐了三个人。我,A,J。当时J正在放假,那是一个夏天。J在念研究生,金融系。就在那不久前,他还想要拿菲尔兹奖。但那时他肯定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至于他工作了,又结了婚,现在他算是彻底从咱们中出局了。“操,农村人!”他出局之后我们倒是沿用了他这句粗口。

通常我们晚上八九点才出门,打完几局游戏,吃完饭,过了午夜,便开动电动车大军,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占据整条机动车道并排行驶,以路人步行的速度。点子往往是这时候突发奇想的。

“咱们去砸电视机吧?”

偷东西欺负人的事儿我们不干,占人便宜非礼女性的事儿我们也不干。我们的犯罪通常完全没有任何目的性,毫无意义。而且我们不打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那个本事。肯定会输。

砸电视机就很好,虽然我们的动机很简单,但它可以被解读出更多的意义。而且这事儿不怎么费事。事实就是如此,砸电视机、砸微波炉或是砸洗衣机,它们没什么本质区别。闯入一个天台和闯入一户人家也没什么两样。这就让人很难相信我们真的这么干过。后来我把这事儿写成了一个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成小说,也许是因为当时正好有个什么比赛,也许是因为我觉得它还挺有趣的,也许是因为,心虚,所以才假装以虚构的形式。实际上我在这方面笨拙得很,如果没有踏踏实实经历过,我就绝对写不出什么像模像样的故事来。这导致我只能写一类故事——

“话说,我前一阵把咱们的事写了出来。”我说。

“啥?”

“你忘了第一个原则是永远不能提起我们?”

“反正也没什么人相信。”我说。

说真的,我不知道。我总不能告诉他们,当时我们的确没想那么多。而且我也几乎就忘了这个故事是怎么被写出来的。

他们大部分人都和科大有关,有些是科大子弟,有些是在科大附中上学,还有像我这样完全就和科大没什么关系的人。不过每次被保安问话的时候,我都佯装A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妈是数学系的。”后来保安也分不清我和A谁才是的小孩。实际上除了A,我和其他人都聊不了几句话。比如今晚在我们去小区里和W碰头前,吃正儿八经的晚饭的时候,A出去抽烟,我就只能和L展开这样的对话:

“你毕业了吗?”

“还没。”

“我记得你不是早就在中科院读研了吗?”

“我又开始读博了。”

“好吧。”

你看,我们确实不熟。但一旦A回来,我们又会回到那种互不关心彼此在正常世界中的生活的状态。

这种情况和在训练馆里头很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老爱往训练馆跑,除了必要的工作社交,我慢慢地断绝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我知道这不健康,但谁规定了人必须健康地活着呢。再说了,我的朋友们有很多都是白痴。我猜在他们眼里我也一样。

训练馆的教练一共有八位,我只见过其中五位。每个教练都有特点。其中一个叫Q的最为活泼,每节课开场,他都要炫耀性地告诉所有人如下几件事:1、他在欧洲留过学;2、他的课教得非常好;3、他打架从未遇到过对手。除了这点之外,他还不错。而且他对我格外有兴趣,总是试图让我开口说点儿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害羞?”每当他这么问的时候,我总是礼节性地笑笑。我不想告诉他,我来这儿就是因为在这里可以不用说话。你以为?

Q显然不是他的真名。Q的名字是每个人都至少认识过一两位的那种,我就认识這么一位。我认识的Q是小学同学。他是班里最调皮的学生之一,但是长得非常可爱,有一双我见过的最大的眼睛。我转学过去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父亲死了。警察,因公殉职。有一次老师因为他犯错而叫他“明天让你爸来学校一趟”,他站在全班之中,无所顾忌地说“我没有爸爸”,脸上好像还挂着笑容。

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差,随着年纪增长变得越来越差了,经常过去一天发生的事就完全不记得了。现在回想这一幕,我已经分不清是我亲眼所见,还是听来的传言,它发生在我转学过去之前。

又过了好几年,有次我在高中门口再一次看到了Q。当时他已经长大了,我也长大了。他长大以后很像周润发,我非常好奇地看了他很久,才突然想起来他是谁。他在门口,和几个混混在一起,有一辆豪华轿车开进学校,他上前敲敲玻璃窗,然后和摇下玻璃窗的人说了几句话。那一幕看上去就像是香港的黑帮片。我们又辗转联系上了。我没问过后来听到的有关他的事情哪个是真的,比如他妈后来做了妓女,他带人去他妈上班的酒店闹事;他初中没上完,因为打架进了少管所,关了一年,我见到他那次他应该刚刚出来不久;他小学喜欢的那个女生,现在仍然在喜欢。我猜它们都是真的。

他妈妈是全校长得最漂亮的母亲,我觉得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母亲为了养家而去做了妓女,我也得伤心得发疯。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聊一两句有的没的,现在我也全部都忘了,也失去了联系。

这可能是我觉得Q和我,和我们之间根本的差别。我们没受过什么伤害,我们搞破坏更像是一种游戏行为,没什么深刻的理由。没有钱的精神上的纨绔子弟,社会的寄生虫、垃圾。没有到垃圾那么夸张,就是无所事事的坏蛋。

一言以蔽之就是欠揍。

后来高中班主任在最后一次抓住我逃课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也觉得这很难解释给他。就像每一次他抓住我的时候,我都是沉默地把手背在后头把一整张纸巾撕成碎屑。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想上课。这话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因为不上课我也没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打游戏、回家、看漫画、谈恋爱,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在学校里头闲逛。连这个听上去都毫无说服力,因为我们的学校实在小得可怜。有很多时间我都是什么也不做,就是一个人在天台待着。

这像我、A和其他这些人,我们在天台上也没什么可做的,我们只是想待在那里,一个很高的地方。我们必须站在最高的地方。

在北京我们很少这么干了。一是我们都频繁地搬家,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不知道哪栋楼的天台可以上去。北京的楼实在是太多了。二是,在北京,你如果什么也不做站在天台上,准有人以为你想跳下去。

有一次在天台上我就是这么遇到了另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凌晨四点,我们彼此都有些尴尬。我怀疑他是来跳楼的,他也怀疑我是来跳楼的。

“要不,你先?”

我俩都憋着这句话。

“不不不,我不想跳下去。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是得待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你看,这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后来我减少了爬上天台的次数,改成到地下去。你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得学着不再给人添麻烦。

训练馆里最英俊的教练是最温柔的那一个,最严厉的教练则喜欢打人。每次上课我都会被打,有好几次差点就被打哭了,但是又咬牙坚持住了。说真的他打人没那么疼,也就是象征性地打打。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打的时候我会感到这么难过。也许是因为这说明我做得不够好。大部分人都可以做三十下完美的标准俯卧撑,我做到第十个就开始发抖了。也许我应该再去读一遍《第二十二条军规》,虽然我从来就没读完它。或者《老人与海》《白鲸》,随便什么。那种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坚持去做一件事就会感到自己是个废物的书。

废物点心。

每挨一次打我都觉得教练在跟我这么说话。

“你应该用你全身的力量去出拳,而不是只用你的胳膊。”教练在我耳边说。

废物点心。

“左手拳只是刺探拳,你得用你的右手去打倒对方。”

废物点心。

我已经长大了。但还是没有一个人说,我一辈子都在等待这样一个孩子。那孩子就是你。

班主任在最后一次抓住我逃课之后宣布不再管我了,“爱干嘛干嘛”。我对此颇有些失望。我以为他会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玩到毕业。但他显然对我没那么在乎,班里有四十几个学生,高考在即,每个人都更值得被在乎。畢业的时候我给每个老师都写了张贺卡,你知道,就是那种客客气气的,感念师恩之类的屁话。实际上我真的挺喜欢他们的,有一次我帮朋友给孤儿院募集捐款——别想太多,我压根没那么善良,纯粹就是觉得好玩,实际上孤儿院我都没去过,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如果他们中有人在街上脏兮兮地拉住我找我要钱,猜猜我会怎样?滚远点臭小子,小心我揍你。总之打着这个名头,我把教研楼里每个办公室都跑了一遍,看到一个成年人就管他要钱。这感觉太棒了,因为我终于有个机会讹诈老师了。化学老师想都不想就掏了两百块给我,数学老师跟我磨叽半天,说自己儿子快出生了,最后我叫他给了我两罐奶粉。班主任从他儿子手里抢了一张十块钱给我。我没逮住校长。他在三楼,估计在我到达前就闻风丧胆而逃走了。总之这说明老师们都还不赖。给班主任的那张贺卡写了啥我已经忘了,不过好几年之后,班长去看了他一次,他回来跟我说,他抽屉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除了我写的那张贺卡。我说,老H真假。

我说不上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等待了,就好像你在天台上待久了,总有一天风会越来越大,你意识到不会有什么人来了,你得下去干点儿什么了。可能是某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我没遇到库斯·达马托,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是迈克·泰森。

有一次搞破坏的时候我们被结结实实地抓了个正着,对方是个老太太,我们拔腿想跑,结果她感谢我们弄坏了她的电视机,还邀请我们进屋坐坐,拿出果盘和花生让我们吃。我们几个面面相觑,然后还是坐下了。但我们没敢吃那些东西,不是怕她下了毒,而是那些东西看上去得有一百年没人动过了。

我知道那些东西吃上去是什么味道,因为每次我去我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们拿出的那些东西也是这样的。我爷爷每次见我都觉得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用一双饱含愁苦的眼睛看着我,嘘寒问暖。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不再问那些常规问题了。他突然问我,你在北京孤独吗?要是孤独你就回来吧。

我没法看着他回答这个问题。一是因为这答案很复杂;二是他患了肿瘤,开了刀又得了疝气,肚子胀得很大。虽然他的肚子本来就很大。可我就是没法看着他,我觉得他的生命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地减少。他触及到了一些本质的问题,我难以面对这样的真实。再说,我的答案重要吗?所以我假装没听见这句话。

他还没死,可在我心里他已经死了。这挺残忍的。但我也没法更难过了。

你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得学着不再给人添麻烦。

在这方面,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挺不怎样的。我还会给自己找理由,这世上绝大多数人也从没决定好他们这辈子是做一个坏人还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们这辈子几乎不会碰到什么道德困境,即便偶有相遇,大部分也都绕开了。这样,他们自然能生活在以为自己还是个挺不错的人的幻觉中。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试图去联系了D,D周围的朋友,还能联系上他的人,各种方法。知道D究竟陷入怎样的麻烦后我也懵了,我意识到D和我爷爷是一样的。他们都成了那种我只能看着他们的生命线一点一滴消失的人。毫无办法。

你在北京孤独吗?要是孤独你就回来吧。因为我也挺孤独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D产生了极大的怒火。也许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或是别的什么,比如,世界。想像一个模糊的空旷的词语,会让我的怒火稍微容易得到发泄一些。我还有许多别的怒火,我不怪别人,也不怪自己,就怪世界。

没有怒火的时候,我们会去搞破坏。有怒火我反而什么也不想干了。那会让我觉得自己在欺负人。

我不想欺负人,我就是想打架。

在训练馆的时候我都是在和自己打架,坚持十秒,你就能多获得一些和挨揍类似的痛苦,再坚持十秒,你的乳酸会让你体会到什么叫绝望。现在起来吧,脚后跟不准挨地,标准姿势站立,好,再来一组。

唯一的快乐是在场的胖子发出高潮般的呻吟,全场就会一起大笑。这时我也会从沉默的战斗中松懈下来,和他们一起大笑。也许我也并不真的想打架,也许我是在惩罚自己,谁知道呢。毕竟我干过的蠢事太多了,仇家也许也挺多的。谁知道那些被砸了电视机的人会不会哪天找上门来,说,让我们决一死战?那时我希望我会像个英雄般回答他,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希望这一刻我是迈克·泰森,至少看上去有点儿那意思。

“想要学会怎么打人,你得先学会怎么挨打。”

夏天越来越近之后,训练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一部分是来减肥的,还有一部分是跑马拉松的。前者很快就会发现这里不是他们想要的地方,后者则总是忙于通过彼此身着的比赛衫估量对方的完赛经历再考虑是否要进行社交。有很多次我都想让他们闭嘴,但我知道这也无法引起什么成功的战火,他们只会觉得丫装什么逼,或是这人是不是神经病。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根本不会把我说的放在心上。我也不敢跟教练打,很明显一拳还没出去我就会倒地不起。于是我只能继续,再坚持十秒。

我這辈子都在等你。

“我觉得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从烧烤摊移动到了小区里一个小得可怜的游乐场里,实际就是一片草地,中间有架组合式滑梯。A坐在了滑梯上,这么告诉我们。

“你说这话的样子让我想到一个人。”我说。

“谁?”

“慕容复。”

他们都狂笑起来。只有A例外,因为他没看过《天龙八部》。

“反正我们得干点儿什么。真正的、耸人听闻的、开天辟地的大事。”

“对。”我说。

“不如我们去拍伪纪录片?”

“我觉得可以。”

“那我们拍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拍《谋杀电视机》。”

“你是说把你写的咱们的事拍出来?”

“对。”

“那就不是伪纪录片了,那是纪录片。”

“也行。”

“那我们得先去砸电视机。”

“对。”

“为了拍一部轰动的纪录片咱们还得先去干轰动的事。”A叹气道。

“没错。”

“好吧。”

A从滑梯上跳下来,“那我们先去看看这里哪栋楼的天台可以上去。”

“好。”

“我们先想好要欺负谁。”

“对,我们绝对不欺负人。”

现在我得好好想想。

南风辉

少管所里面出来还可以读书?少管所里面出来还可以读书吗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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